每逢夏日晚風輕拂，我總會想起小時候圍在伯父關煥章身邊的時光。他穿著背心式汗衫，搖著蒲扇坐在藤椅上，指尖輕輕劃過胳膊上的傷疤，給我們講那些戰(zhàn)火紛飛的往事。他那穿過戰(zhàn)火硝煙的人生，就像一本厚重的革命書，字里行間全是忠誠與擔當，深深印在我心里，伴我人生路。

如今伯父已離開多年，但他的身影、他的故事，還有他身上 11 處槍傷疤痕背后的信仰，始終牢牢刻在我腦海里。

伯父出生在1905年2月，宿州蒿溝關家莊的土地滋養(yǎng)了他骨子里的堅韌。早在1932年，他就跟著王效白帶領鄉(xiāng)親們抗繳煙稅，用最實在的辦法守護著村里人；1937年全面抗戰(zhàn)打響，他加入宿東抗敵救亡社，走街串巷地宣傳抗日，把“救國”的種子撒進每個民眾心里；1938年6月，他正式加入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，1940年4月成為一名共產(chǎn)黨員，從此，他就把一生都交給了黨的事業(yè)。從抗日游擊隊分隊長到宿東獨立團宣傳員，從宿東二區(qū)財政科干部到連璧區(qū)區(qū)長，再到宿東縣第一任司法科長、宿縣專區(qū)法院審判員、滁縣專區(qū)人民法院院長，最后任宿縣行署民政局顧問。他在職五十多年，始終清正廉潔、一身正氣，從沒辜負過黨和群眾的信任。

我對伯父的敬意，最早是從小學操場上那堂特別的“課”開始的。那天老師把全校同學都叫到操場，伯父作為抗戰(zhàn)老英雄站在臺上，講他怎么跟偽軍周旋、怎么冒著危險傳遞情報，還講了他在灰古集被日偽軍打傷，又被戰(zhàn)友救下來的驚險經(jīng)歷。我坐在臺下，跟其他同學一樣，睜大眼睛聽得入神，心里滿是驕傲：“這就是我大伯啊，就是那個我常圍著轉(zhuǎn)的大伯！”默默下定決心：“我以后一定要像大伯一樣，做個勇敢、正直的人。”陽光下，他的身影格外挺拔，那是我第一次明白，“英雄” 不是課本上冷冰冰的字，而是有血有肉、就在我身邊，為我們遮過風擋過雨的人。

后來每年暑假，我和姐姐都會去大伯家待著，一待就是一整個暑假。一大家子的孩子聚在一塊兒，最期待的就是傍晚，伯父會招呼我們圍到他身邊，講打土匪、斗豪紳、抗日寇的故事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帶著我們一起數(shù)他身上的傷疤：“這個是打炮樓時留下的，那個是突圍時被子彈射穿的……”一共 11 處，我們捧著他的胳膊，眼里又驚怕又心疼。可他總是笑著撫摸著我們的頭，給我們講一個一個傷疤的來歷。那時候年紀小，隨著歲月的流逝，很多細節(jié)慢慢就模糊淡忘了，但只有那次在壕溝里激烈突圍的情景，直到現(xiàn)在都清晰得像昨天剛發(fā)生一樣。

那次是攻打敵人的炮樓。由于炮樓炊事員的叛變，造成了突襲的失利。行動前伯父他們提前跟炮樓里的炊事員“線人”做好了接頭，計劃半夜12點突襲。當伯父帶領一支隊伍準時接近炮樓時，突然，頭上的機槍子彈瞬間像雨點似的往下掃。此刻，他們已被敵人包圍 ，炮樓四周全是敵人。伯父當機立斷，帶著隊員往壕溝方向突圍，身后的子彈“嗖嗖”地擦著耳邊飛。這時，一顆子彈從后面擊中了他的右臂，伯父顧不上疼，迅速用左手拔出腰間手槍繼續(xù)射擊，掩護隊員們撤退。他拖著受傷右臂往壕溝外突圍，在突圍過程中，腿和后背又接連被子彈打中，鮮血把壕溝里的水都染成了紅色。由于傷勢重，嚴重失血，當他用最后一點力氣爬到岸上時，就一動不能再動，半昏迷狀態(tài)躺在那里。很快，我們的人就根據(jù)當時的情況制定了營救方案，鄉(xiāng)親們抬著門板翻過墻頭，硬是從敵人眼皮子底下把伯父救了出來。

1981年，伯父離職休養(yǎng)，享受地專級待遇。他這一輩子，從參加農(nóng)民運動到奔赴抗日戰(zhàn)場，從投身地方建設到從事政法工作，心里始終裝著“為黨做事、為民謀利”的忠貞。就算身上滿是傷疤，經(jīng)歷了那么多次生死考驗，他的信念從來沒動搖過。現(xiàn)在再想起他，想起他講往事時堅定的眼神，想起他摸傷疤時平靜的語氣，我才真正明白：真正的英雄，從不是喊著多響亮的口號，而是在危難的時候能站出來，在平常的日子里守住初心。

如今，伯父已離我們遠去，但他的精神從未消散。他的忠誠、勇敢與清廉，如同明燈，始終指引著我們前行。每當我遇到困難、感到迷茫時，想起伯父在戰(zhàn)火中不屈的身影，想起他一生堅守的信仰，便又有了前進的力量。

伯父，您用一生書寫了無愧于黨、無愧于人民的篇章，您的故事我們會代代相傳，您的精神我們會永遠傳承。這份懷念，將永遠珍藏在我們心中，從未褪色。

□ 關玲